《One man’s view of the world》
這本書是李光耀先生2012年動筆，13年出版的。
作為90歲的耄耋老人應該也是最後一本書了。
李光耀的朋友丁鐸用業餘時間翻譯了的書中大部，這是其中一篇。
我的日常生活安排都是定好了的。早上起床洗好吃好後，先要把電子郵件清理一遍，然後讀當天的報紙，然後鍛煉，之後差不多就到了午飯時間了。午飯後，我會出門去我在總統府的辦公室，處理一些檔，然後開始寫文章或者演說稿。下午和傍晚，我有時候會有採訪安排；在見完記者之後，我會找我的中文老師學一、兩個小時的中文。
好些年前我就養成了每天堅持鍛煉的習慣。現在我89歲了，但是有事的時候我依然能堅持到很晚才睡，而且我走路完全不用手杖。我還記得30多歲的時候我多麼喜歡抽煙還有喝啤酒。後來我發現煙抽多了我容易在做競選演講時經常失聲說不出話，於是我就戒了煙。那時候醫學界還沒有把吸煙和肺癌、咽喉癌等等癌症聯繫在一起。後來的我對煙的味道可以說極其反感，這也讓我自己很吃驚。30多歲時我就有了啤酒肚，那時候會客後從媒體發佈的照片上我自己都能看到。我覺得不能再那樣下去，於是我開始打高爾夫球，想靠這個保持體形。但是後來我覺得高爾夫不管用，於是轉而開始游泳和跑步。現在，我每天分三次在跑步機上面走，早上12分鐘，午飯後15分鐘，晚飯後15分鐘，雷打不動。前幾年我還能在每天晚飯前游泳20-25分鐘，現在不行了。總得來說，如果沒有嚴格自律和堅持鍛煉，89歲的我應該不會有現在的精力了。
雖然卸下了所有行政職務，但是我還是堅持去見不同的人。我相信，如果你想保持眼界的開闊，想要跟上形勢的變化，就必須要不停地接觸各式各樣的人。除了新加坡，我也經常見來自馬來西亞，印尼的客人，當然，中國，歐洲，美國的客人也會，只是相對少一些。我很注意一點，除了見以前的老朋友和各國政領導人，我還會找機會跟那些來自其他領域的人聊，學者，記者，企業家或者普通人我都不介意。
因為上了年紀的緣故，我特別害怕倒時差，所以我的外訪次數現在大大減少了，尤其是去美國。2012年以前我還每年堅持到日本出席“亞洲的未來”這個已經舉辦了19年的活動。有段時間我還每年去中國一次，但是現在，因為北京的空氣污染，我已經不大願意去了。但是對任何人來說，那是中國的首都，領導人都在那兒，所以沒有什麼選擇。JPMorgan國際會議2012年選擇在新加坡舉行，讓我不用出去折騰，真是給了我很大的面子。去法國還行，來回都是12個小時，坐著A380；但是紐約就太折騰了，經常日夜顛倒的讓人很崩潰。所有這些外訪的見聞都讓我時時刻刻感受到世界的變化，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像倫敦，巴黎這些世界級大城市，也都在不停地發展。
沒了政府內一切職責的我，跟以前比確實知道的資訊少了很多，也就沒有了那種時刻追求變革的緊迫感。所以我也不會再干預什麼事，讓現在的領導層做他們認為正確的決定。現在我已經很少對政府提案提反對意見，至少，是比之前我還擔任職務時要少很多很多。因為放權意味著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參與內閣會議的討論而且有機會說明自己的觀點。
偶爾當我非常強烈地反對某個提案的時候，我會直接跟總理講（總理李顯龍，李光耀大兒子）我的意見。比如說有一次我聽說政府正在考慮重新開閩南話、粵語等方言的廣播頻道，提議的思路是說，在新加坡經過這麼多年的努力，所有說話語的人都會說普通話了，現在已經可以重開方言電臺讓那些老一代的只會說這些方言的新加坡人找回原來的感覺了。我表示了反對，我說在我當總理的時候我為了關停這些方言電臺（全坡推廣普通話）付出了很大代價，被人背後戳脊樑骨，出了力還不討好。這麼多年終於有了很大成效，現在為什麼要開倒車？為了這個事兒，整個一代的以方言為母語的新加坡華人都恨死我了，因為我強力把那些小電臺都關掉了。現在又為什麼要讓閩南話或者粵語再去影響下一代新加坡人的說話習慣？ 如果 現在重開這些方言電臺，有一部分的老人家就會慢慢開始在家裡跟他們的孫子輩說閩南話，說粵語。然後這些孩子就慢慢習慣只說方言不說普通話，這是確定無疑的。（譯者按：我說怎麼從來沒在新加坡聽到過方言電臺呢，呵呵）
每個國家都應該有那麼一門被民眾所共同掌握的語言。英國人離開的時候新加坡四個語系並存，想要整合起來已經頗費周折。這裡面最難搞的就是中文。那時候絕大多數華人小孩兒進華校，而隨著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海外的華人也是精神很振奮，對自己民族的母語非常自豪。我費了很大的功夫也同時對各族群做工作才慢慢讓英語變成所有新加坡學校講授的第一語言，而各族群的母語成了第二語言。我的這個政策讓那些“中文沙文主義”的華人對我恨之入骨，並對這個政策殊死抵抗。另外，基於中文報紙、刊物發行量的原因，他們也有一萬個理由想要讓中文成為第一語言。那時候我的中文還不行，所以我委託我中文媒體方面的助理全權幫我嚴格控制中文媒體，華校和南洋大學，防止“不和諧”的聲音，防止他們組織起來遊行，罷工等等。
最終，還是英文教育的很高的市場價值解決了新加坡人說什麼話這個問題。也正是因此，新加坡才是今天的新加坡。因為我們英語很好，我們才與世界建立了如此廣泛的聯繫，並且成功地吸引了眾多跨國公司來投資；同時因為我們把各族群的母語作為第二語言，我們才能與中國，印度，印尼等等國家保持天然就有的關係。可以說，當年選擇什麼語言的那一刻是決定性的。如果我們沒有做出正確的決定，那麼今天的新加坡遠不會像現在這樣發達。
情感與現實要求（指與中國貿易，做生意）共同決定了，新加坡需要將中文列為英語之後的第二語言。但是這是指普通話，新加坡肯定不需要閩南話/粵語那些方言了。所以我們搞了這麼久的“去方言化”政策，你現在想開倒車，重開方言電臺，將是非常愚蠢的。
能活著很好，但是人終有一死。年輕的時候，誰願意去考慮死亡？但是我已經89歲了，我必須要直面這個話題。我一直在想的是，我如何死去。我生命的終結是伴隨著心臟突然停跳，還是長期臥床不起，慢慢耗盡？我當然希望來快的。
不久前我提前做了一份預先醫療指示(Advanced Medical Directive), 意思就是如果我有一天陷入那種必須插管維持生命而又不可能再恢復健康的情況，那麼我的這份預先指示就授權醫生為我拔管不再繼續維持，讓我能死得利索點兒。我和我的律師還有醫生一同在這份檔上簽了名字。
如果我不簽這個東西，那麼將來如果這種情況發生了，醫生會盡一切努力留著我一口氣，這事兒我以前就見過太多。我小舅子當年就是在家插著管，他老婆身體也不好臥病在床，他靠著這個維持了幾年之久。可是，這有什麼意義呢？醫生和家屬總是認為病人只要還有口氣，能維持就儘量維持。對此我不同意。如果人總有一死，那麼在我已經不行的時候，我希望我的死來的快一點；而不是弄了跟管子從鼻孔裡插到胃裡，人神志不清的像半植物人一樣只剩下一口氣。這樣活著，無異於一具能喘氣的屍體。
我來到這個世上，並不是為了探索什麼生命的意義，更不會對這個深奧的問題發表長篇大論，我的生命的意義就是我做到了我想做的事情，而且我一直是盡力而為，所以我很滿足，沒有遺憾。
不同的文化對人生和後世有不同的說法。美國，尤其是它廣闊的南部，都是基督教熱忱的信仰者。中國雖然經歷了毛澤東幾十年的統治，並且講馬克思主義講了幾十年，但是老百姓骨子裡信佛通道的還是為數眾多；而在印度，太多人相信人死了還能來生轉世。
我不能說自己就是個無神論者，只是我對神的存在，既不承認，也不否認。科學家們說，宇宙起源於大爆炸。但是地球上的人類經過了2萬年進化到現在，我們的認知能力，我們可以思考很大的問題，我們的思維可以檢視我們自身。你說這是達爾文進化論的造化？還是有一個萬能神創造了這一切？我不知道。所以，我不會嘲笑那些信神的人們。我既不承認也不否認。
我有個很要好的朋友叫韓瑞生，他是個非常虔誠的羅馬天主教徒。他68歲就走了，很可惜，他還不老啊，但是他走的時候，真的沒有意思恐懼；他咽氣的時候，他的牧師也在旁邊陪他。作為虔誠的天主教信徒，他相信即使先死去也會最終和夫人在另一個世界重新在一起。我多麼希望我也能和我夫人能在另一個世界重新團聚，但是我不信會有這樣的事。死亡對我來說，就是我不存在了，就像夫人過世後，我知道她已經不存在了（譯者按：李光耀與夫人相伴63年，他夫人在2010年6月2日因病去世。原作書中附有他在夫人靈柩閉合前向棺內獻玫瑰和飛吻的插圖，眾人攙扶下他一襲黑衣，銀髮稀疏，俯身下探，神色悲愴，令人動容）；沒有所謂的另一個世界，要不然那裡早就人口爆炸了吧，呵呵。天堂有那麼大，能裝下全世界幾千年過世的所有人？我完全不相信。但這是瑞生的信仰，這也讓臨走時的他在他的牧師陪伴下，內心安靜而祥和。他的夫人2012年11月也過世了，她也相信她能見到自己的丈夫。
我身邊那些曾經百般嘗試讓我信仰基督教的人後來都放棄了。我夫人也不信，她曾經有個學生時代就很要好的女同學，這個人信教信得不行，每次都勸我夫人也成為基督教徒。我夫人後來不理這個同學了，她說，這個人每次找我都是勸我信教，就沒別的話題，真是太荒誕了。我想，即便真的沒有來世，但是你得承認，特別相信有來世的人可能心裡更有安全感。
現在的我一天不如一天了。我現在已經不能下午兩點頂著新加坡的大太陽出去見選民，和大家握手聊天，親親抱抱那些小娃娃了。20，30年前這些事我還都能幹，現在我徹底不行了。得尊重自然規律，人老了，身體每況愈下。有時候我的秘書得趁我會見間隙來問我，要不要取消下一場的安排，給自己點時間休息一下。有時候我會說，沒關係，我休息個15分鐘閉閉眼睛就好。可是有時候，我會說，好吧，取消了吧，我累得不行了。即便我嚴格自律，健康飲食，堅持鍛煉，我都是個走下坡路的老頭子了，沒有辦法。
回頭看，我今生最大的滿足就是我年輕的時候沒有虛度時光，我一直在團結各方面力量，說到做到，讓新加坡變成一個任人唯賢，人盡其才，沒有貪污，各種族擁有平等發展機會的社會。而且這個社會沒有了我一樣還能保持這些基本的東西，不會因某一個人在或不在而改變。我當總理之前，新加坡可不是這個樣子。之前的 Lim Yew Hock 政府裡已經有腐敗了，年輕的新加坡人都不知道那屆政府裡有個人 Mak Pak Shee, 他是印度、廣東混血，嘴唇上兩撇鬍子，他就是典型的政府裡那種拿人錢財替人消災的人。
縱觀整個東南亞所有國家，只有地圖上看就一個點那麼大的新加坡是沒有腐敗的，其他國家無一例外都是貪腐橫行。在新加坡，我們的國家反腐敗局守衛著這個清潔的系統。不管你來自什麼民族，說什麼母語或者信仰不信仰什麼宗教，只要你德才兼備，你就會得到重用。我最大的心願就是新加坡能夠一直沿著這條路走下去，走向一個又一個新的成功。
2014-02-27 丁鐸 譯
No.087
Photo Credit:
- Caudio Bazer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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