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老照片 (YouTube link)
50年代，士林芝山岩山麓有一條沒有名字的小路(今稱雨聲街)，住戶都是軍眷，茅草屋居多，僅少數是磚瓦房。最不方便的是沒有自來水，祇有路邊的一塊水泥地裝了3個水龍頭，幾十個人家爭着用水，洗米、洗菜、以及洗衣服。
我家的地勢較高，兩家人合租一間磚房，分別住在客廳和臥室，中間隔一條布簾，廚房也是共用，外頭放置一個儲水缸，是洗澡、洗臉、燒開水的水源。問題是水從那裡來？鄰居的石家比我們早來台灣，他們說可以請一位兵叔幫忙挑水。
那位兵叔名叫王四，雲南人，短小精幹，是情報局警衛大隊的士兵。記得附近幾家人都雇他晚上來挑水，每次用扁挑兩個大鋁桶的水，走一段台階，直到水缸已盛滿為止。父親交代不可不禮貌地直呼其名，要稱呼叔叔。
王叔叔30出頭，沒讀過書，隨軍來台前祇知道自己姓王，家中排行老四，所以部隊就給他取名為「王四」。週末他唯一的去處就是來石家，和一群小孩子玩耍，自動做些打掃的事，甚至幫石媽媽用布帶揹小弟弟入睡；有時向我們表演軍中的體操，大家也跟着他一起做；記得有一次他下麵條，拌了醬油和豬油，裝在鋁盤裡請我們吃，那是他高級的「請客」。
兩年後我家幸運配到眷舍，就拜託王叔叔幫忙，他弄到一輛三輪車，來回幾趟將所有的家當搬到新居。父親塞給他一點錢，經過一番推辭，他纔勉強收下。等到一切安頓好後，我們請他來家裡吃頓便飯，記得當天他穿了最體面的衣服，還打了一條便宜的領帶，並且為我夾菜，父親說歡迎他有空常來家裡坐。
自從讀高中後，我就不再見到王叔叔了。單身的他一直將石家當作自己的家。幾年前，在一個廣東同鄉的聚會中遇到石家的長子「龍仔」，聽他說60年代情報局曾經計畫在滇泰邊境空投一批游擊隊滲透大陸，王叔叔因是雲南人，志願報名參加任務，然而這個秘密行動被美軍顧問團知悉而被取消。
石家後來搬到新店，王叔叔升到上士，退伍後仍常到石家走動，直到1975年因肝癌住進三軍總醫院，50多歲就離開人世。「龍仔」有情有義為他送終，王叔叔始終沒有回到雲南老家。
1969年冬入伍訓練結束，我被分發屏東大武營服役，開始和大陸來台的老士官相處。剛來衛生連報到時，連上正在蓋病房，過去沒幹過粗活，挑砂石時畚箕的砂在路上常撒了一地，搬磚頭一次夾不到8個，因此被老兵譏諷為「文弱書生」。更慘的是同梯中有兩個人摸魚，於是被人告狀牽累，某晚在晚點名時出列，當眾被老山東的連長臭罵了10幾分鐘。
兩個月後連上開「榮團會」，全體官士兵在飯廳聽完輔導長的政令宣導後，接下來是選舉當月的「毋忘在莒」典型模範。此時，一位老士官竟然提名我這名「菜鳥」，表決的結果以最高票當選，連長頒贈獎金50元(當時可夠吃10碗牛肉麵)，最大的獲益是被選派到台北的衛勤學校司藥士官班受訓。
受訓期間我和幾位老士官成為好朋友，坐在左邊的是一位士官長，寫得一手漂亮的英文字，他說因為在部隊管理衛材，都是英文名稱，開始認識字母和練字；坐在右邊的是一位上士，他喜歡一位鄉下姑娘，但不會寫信，就請我看電影和拜託我代筆。還有一位軍醫院來的上士，整天抱着一本英文小說看，是班上的異類，幾年後我在三軍總醫院遇見他時，已高升為院長室的少校參謀。
衛生連的老士官祇有一位是師範畢業，一位是初中程度，其他的不是行伍出身，就是在大陸被抓兵來的。他們大多是善良憨厚的人，偶爾會和我聊些家鄉的記憶，戰亂中的顛沛流離。屏東市區有條「紅燈區」的自由路，他們看見我在星期天常留營讀書，就說大陸來台的人沒錢沒地，外省小孩要有出息，放假別去那種地方把「撞針」搞壞。
我在衛生連的3年中有一半時間在外科室，中午負責打針敷藥，上士班長叫王松茂(人稱老王)，浙江人，不認識幾個大字，人很固執，從來服義務役的兵都不願調到那裡。每次摺完紗布，做好棉花球，就用手術布包好，要我拿到營廚房請伙房班長用蒸籠「蒸熟」，直到軍醫署撥發了美援的高壓蒸氣鍋，他纔聽我的話，改用蒸氣鍋消毒。
他結婚時，對象是一位農村啞女，因為衛生連沒有資格做體檢，必須由他帶着女子到鄉衛生所做婚前檢查，然後將體檢報告附在軍人結婚申請書一併呈報。等到衛生所的報告出來，上面的總評竟然的是「反應遲鈍，智能不足」。上尉老醫官是個好人，他認為上級看到這種報告保證結不了婚。
於是他要我幫「老王」一個大忙，就是「偽造文書」。我用「吉利」刮鬍刀的刀片小心翼翼地將「遲鈍」和「不足」四個字刮掉，然後模仿字跡，先練習了幾遍，然後將評語改成「反應正常，智能尚佳」。「老王」終於娶到老婆，心存感激，過年從家裡給我帶來紅糖年糕。退伍時我幸運升到中士三級，老士官們合送我一支派克45鋼筆，沒裝過墨水，留存到現在。
以前撤退來台的國軍，如果不是嫡系部隊，大都投閒置散，自謀生路、六張犁曾經有一群退伍老兵在老長官的帶領下磨豆腐，賺取生活。眷村裡有一位工友是機槍連的上尉連長，幾年後，幸得村長和幹事的幫忙選上鎮民代表，生活大有改善。大街小巷常有老兵騎着腳踏車沿街賣大餅饅頭，或挑擔賣臭豆腐。有位拉三輪車的老兵被憲兵攔下，因為車子背後貼了戰功獎狀，他不服氣地說它是用來「補破洞」，有何不可？
退伍後考上北醫藥學系，有一年的暑假申請到救國團的工讀，遠去高雄林園的榮工處荒僻工地，在醫務所當助理。自從行政院成立「退輔會」，1980年代的十大建設各項工程都有榮民老兵的身影，他們以剩餘的人生，從事辛苦的勞動，貢獻了台灣的繁榮。當時林園預畫要開闢為工業區，必須先進行河川濬渫，因此挖泥船的工人也是從部隊退下來的士官。某日，我請個假返回大武營，中午時間福利社休息，「老王」捧來大鋼杯的泡麵要我吃，算是很誠意的招待。
由於我略具醫護經驗，兩位退伍醫官非常放心回家，晚上由我留守，做些配藥和處理傷口的工作，如同密醫。老兵們常來醫務所聊天，其中的一位印象很深刻，他的體格彪悍，黝黑的身體有很多刺青，像「反共抗俄」、「殺朱拔毛」之類的字眼，原來是韓戰的反共義士，來台後在外島的「成功隊」服役，隊徽是一個骷髏頭，我很喜歡聽他講夜裡出任務的驚險故事。
後來我對老兵的認識越來越多，1956年，退輔會的榮工處動員5千人，以傳統的人力，開闢貫穿中央山脈的東西橫貫公路，225人罹難；1968年，再開鑿南橫公路，116人殞命，入祀太魯閣和天池的長春祠。1963年起，榮民們陸續在高海拔的山地墾荒，草創武陵、清境、福壽山等3個農場，於是台灣有了蘋果、水梨、水蜜桃等水果。
1981年，國防醫學院研究所畢業，再任軍職時，軍中的老兵數目已顯著減少。有一次我在松山機場坐上一輛計程車，是第一代的裕隆青鳥，那車子有夠破舊，計程錶是用鐵絲綁着的，搖搖欲墜，冷氣也壞了；座位四周貼滿影印的獎狀，司機大叔講了一堆軍中經歷，下車時我說不用找零，請他多保重。
1987年國內發生兩件大事，包括解嚴和老兵回家，國父紀念館和退輔會前聚集了身穿上衣有訴求標語的來台老兵，散發「我們已沉默了四十年」的傳單，高喊「想家」，最後小蔣總統決定在當年11月2日正式開放返鄉探親。他們早在漫天戰火中，失去了青少年的歡樂，為了返鄉，耗盡平生積蓄，籌措盤川，而且以雷射消除皮膚上的烙印，踏上天涯歸鄉路。
我住的士林，每次路過「神農宮」附近，總會看見一個老兵在樓房角落，以修理皮鞋為生。到了雙十節和國父誕辰，他的攤位就擺出一塊壁報版，是他自己繪製的慶祝文宣，雖然文字普通，圖畫勉可，卻是他發自愛國情操的匠心之作，這個街頭風景存在了好多年，直到攤位忽然消失。
軍旅的最後8年在岡山的軍醫院服務，我的單位都是年輕的士官，我建立獎學金制度，鼓勵他們讀夜大，以利將來晉升士官長；年終尾牙都邀請已退伍的老士官共聚一堂，他們曾經擔任訓練的助教(有兩人在琉球受訓)，說過去從來沒有受到這種待遇。至於衛生連的老朋友，每年都回去屏東敘個舊，「老王」也出現過一次，他的退伍金微薄，又不識文字，離開軍營一直靠做粗工來養家活口。
2005年8月底，我已是上校12級，該讓位，打包走人，乃選好黃道吉日打報告退伍；士官同仁在大樹鄉斜張橋下的活魚店為我餞行，餐後在橋畔的「知床旅情」喝咖啡，老前輩們主動加入其中。他們買了一個天燈，寫下祝福的話，在高屏溪的夜空冉冉升天。退伍那天，三位士官長輪流開了兩趟卡車，將我的書籍物品載運到彰化即將任教的大學，從此我的新身份也稱為「榮譽國民」。
去年我在臉書上認識一位少見的年輕人，他利用公餘的時間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帶着相機走遍台灣各地，訪問了近百位風燭殘年的榮民老伯。他們之中幸運的有家庭可安渡餘生，孤老的則孓然一身住在榮家，他一直風塵僕僕地南北奔走，為這群人被稱為「老芋仔」的老兵留下最後的身影。
＊原文刊載於「文創達人誌」110期，2022.11
我家的地勢較高，兩家人合租一間磚房，分別住在客廳和臥室，中間隔一條布簾，廚房也是共用，外頭放置一個儲水缸，是洗澡、洗臉、燒開水的水源。問題是水從那裡來？鄰居的石家比我們早來台灣，他們說可以請一位兵叔幫忙挑水。
那位兵叔名叫王四，雲南人，短小精幹，是情報局警衛大隊的士兵。記得附近幾家人都雇他晚上來挑水，每次用扁挑兩個大鋁桶的水，走一段台階，直到水缸已盛滿為止。父親交代不可不禮貌地直呼其名，要稱呼叔叔。
王叔叔30出頭，沒讀過書，隨軍來台前祇知道自己姓王，家中排行老四，所以部隊就給他取名為「王四」。週末他唯一的去處就是來石家，和一群小孩子玩耍，自動做些打掃的事，甚至幫石媽媽用布帶揹小弟弟入睡；有時向我們表演軍中的體操，大家也跟着他一起做；記得有一次他下麵條，拌了醬油和豬油，裝在鋁盤裡請我們吃，那是他高級的「請客」。
兩年後我家幸運配到眷舍，就拜託王叔叔幫忙，他弄到一輛三輪車，來回幾趟將所有的家當搬到新居。父親塞給他一點錢，經過一番推辭，他纔勉強收下。等到一切安頓好後，我們請他來家裡吃頓便飯，記得當天他穿了最體面的衣服，還打了一條便宜的領帶，並且為我夾菜，父親說歡迎他有空常來家裡坐。
自從讀高中後，我就不再見到王叔叔了。單身的他一直將石家當作自己的家。幾年前，在一個廣東同鄉的聚會中遇到石家的長子「龍仔」，聽他說60年代情報局曾經計畫在滇泰邊境空投一批游擊隊滲透大陸，王叔叔因是雲南人，志願報名參加任務，然而這個秘密行動被美軍顧問團知悉而被取消。
石家後來搬到新店，王叔叔升到上士，退伍後仍常到石家走動，直到1975年因肝癌住進三軍總醫院，50多歲就離開人世。「龍仔」有情有義為他送終，王叔叔始終沒有回到雲南老家。
1969年冬入伍訓練結束，我被分發屏東大武營服役，開始和大陸來台的老士官相處。剛來衛生連報到時，連上正在蓋病房，過去沒幹過粗活，挑砂石時畚箕的砂在路上常撒了一地，搬磚頭一次夾不到8個，因此被老兵譏諷為「文弱書生」。更慘的是同梯中有兩個人摸魚，於是被人告狀牽累，某晚在晚點名時出列，當眾被老山東的連長臭罵了10幾分鐘。
兩個月後連上開「榮團會」，全體官士兵在飯廳聽完輔導長的政令宣導後，接下來是選舉當月的「毋忘在莒」典型模範。此時，一位老士官竟然提名我這名「菜鳥」，表決的結果以最高票當選，連長頒贈獎金50元(當時可夠吃10碗牛肉麵)，最大的獲益是被選派到台北的衛勤學校司藥士官班受訓。
受訓期間我和幾位老士官成為好朋友，坐在左邊的是一位士官長，寫得一手漂亮的英文字，他說因為在部隊管理衛材，都是英文名稱，開始認識字母和練字；坐在右邊的是一位上士，他喜歡一位鄉下姑娘，但不會寫信，就請我看電影和拜託我代筆。還有一位軍醫院來的上士，整天抱着一本英文小說看，是班上的異類，幾年後我在三軍總醫院遇見他時，已高升為院長室的少校參謀。
衛生連的老士官祇有一位是師範畢業，一位是初中程度，其他的不是行伍出身，就是在大陸被抓兵來的。他們大多是善良憨厚的人，偶爾會和我聊些家鄉的記憶，戰亂中的顛沛流離。屏東市區有條「紅燈區」的自由路，他們看見我在星期天常留營讀書，就說大陸來台的人沒錢沒地，外省小孩要有出息，放假別去那種地方把「撞針」搞壞。
我在衛生連的3年中有一半時間在外科室，中午負責打針敷藥，上士班長叫王松茂(人稱老王)，浙江人，不認識幾個大字，人很固執，從來服義務役的兵都不願調到那裡。每次摺完紗布，做好棉花球，就用手術布包好，要我拿到營廚房請伙房班長用蒸籠「蒸熟」，直到軍醫署撥發了美援的高壓蒸氣鍋，他纔聽我的話，改用蒸氣鍋消毒。
他結婚時，對象是一位農村啞女，因為衛生連沒有資格做體檢，必須由他帶着女子到鄉衛生所做婚前檢查，然後將體檢報告附在軍人結婚申請書一併呈報。等到衛生所的報告出來，上面的總評竟然的是「反應遲鈍，智能不足」。上尉老醫官是個好人，他認為上級看到這種報告保證結不了婚。
於是他要我幫「老王」一個大忙，就是「偽造文書」。我用「吉利」刮鬍刀的刀片小心翼翼地將「遲鈍」和「不足」四個字刮掉，然後模仿字跡，先練習了幾遍，然後將評語改成「反應正常，智能尚佳」。「老王」終於娶到老婆，心存感激，過年從家裡給我帶來紅糖年糕。退伍時我幸運升到中士三級，老士官們合送我一支派克45鋼筆，沒裝過墨水，留存到現在。
以前撤退來台的國軍，如果不是嫡系部隊，大都投閒置散，自謀生路、六張犁曾經有一群退伍老兵在老長官的帶領下磨豆腐，賺取生活。眷村裡有一位工友是機槍連的上尉連長，幾年後，幸得村長和幹事的幫忙選上鎮民代表，生活大有改善。大街小巷常有老兵騎着腳踏車沿街賣大餅饅頭，或挑擔賣臭豆腐。有位拉三輪車的老兵被憲兵攔下，因為車子背後貼了戰功獎狀，他不服氣地說它是用來「補破洞」，有何不可？
退伍後考上北醫藥學系，有一年的暑假申請到救國團的工讀，遠去高雄林園的榮工處荒僻工地，在醫務所當助理。自從行政院成立「退輔會」，1980年代的十大建設各項工程都有榮民老兵的身影，他們以剩餘的人生，從事辛苦的勞動，貢獻了台灣的繁榮。當時林園預畫要開闢為工業區，必須先進行河川濬渫，因此挖泥船的工人也是從部隊退下來的士官。某日，我請個假返回大武營，中午時間福利社休息，「老王」捧來大鋼杯的泡麵要我吃，算是很誠意的招待。
由於我略具醫護經驗，兩位退伍醫官非常放心回家，晚上由我留守，做些配藥和處理傷口的工作，如同密醫。老兵們常來醫務所聊天，其中的一位印象很深刻，他的體格彪悍，黝黑的身體有很多刺青，像「反共抗俄」、「殺朱拔毛」之類的字眼，原來是韓戰的反共義士，來台後在外島的「成功隊」服役，隊徽是一個骷髏頭，我很喜歡聽他講夜裡出任務的驚險故事。
後來我對老兵的認識越來越多，1956年，退輔會的榮工處動員5千人，以傳統的人力，開闢貫穿中央山脈的東西橫貫公路，225人罹難；1968年，再開鑿南橫公路，116人殞命，入祀太魯閣和天池的長春祠。1963年起，榮民們陸續在高海拔的山地墾荒，草創武陵、清境、福壽山等3個農場，於是台灣有了蘋果、水梨、水蜜桃等水果。
1981年，國防醫學院研究所畢業，再任軍職時，軍中的老兵數目已顯著減少。有一次我在松山機場坐上一輛計程車，是第一代的裕隆青鳥，那車子有夠破舊，計程錶是用鐵絲綁着的，搖搖欲墜，冷氣也壞了；座位四周貼滿影印的獎狀，司機大叔講了一堆軍中經歷，下車時我說不用找零，請他多保重。
1987年國內發生兩件大事，包括解嚴和老兵回家，國父紀念館和退輔會前聚集了身穿上衣有訴求標語的來台老兵，散發「我們已沉默了四十年」的傳單，高喊「想家」，最後小蔣總統決定在當年11月2日正式開放返鄉探親。他們早在漫天戰火中，失去了青少年的歡樂，為了返鄉，耗盡平生積蓄，籌措盤川，而且以雷射消除皮膚上的烙印，踏上天涯歸鄉路。
我住的士林，每次路過「神農宮」附近，總會看見一個老兵在樓房角落，以修理皮鞋為生。到了雙十節和國父誕辰，他的攤位就擺出一塊壁報版，是他自己繪製的慶祝文宣，雖然文字普通，圖畫勉可，卻是他發自愛國情操的匠心之作，這個街頭風景存在了好多年，直到攤位忽然消失。
軍旅的最後8年在岡山的軍醫院服務，我的單位都是年輕的士官，我建立獎學金制度，鼓勵他們讀夜大，以利將來晉升士官長；年終尾牙都邀請已退伍的老士官共聚一堂，他們曾經擔任訓練的助教(有兩人在琉球受訓)，說過去從來沒有受到這種待遇。至於衛生連的老朋友，每年都回去屏東敘個舊，「老王」也出現過一次，他的退伍金微薄，又不識文字，離開軍營一直靠做粗工來養家活口。
2005年8月底，我已是上校12級，該讓位，打包走人，乃選好黃道吉日打報告退伍；士官同仁在大樹鄉斜張橋下的活魚店為我餞行，餐後在橋畔的「知床旅情」喝咖啡，老前輩們主動加入其中。他們買了一個天燈，寫下祝福的話，在高屏溪的夜空冉冉升天。退伍那天，三位士官長輪流開了兩趟卡車，將我的書籍物品載運到彰化即將任教的大學，從此我的新身份也稱為「榮譽國民」。
去年我在臉書上認識一位少見的年輕人，他利用公餘的時間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帶着相機走遍台灣各地，訪問了近百位風燭殘年的榮民老伯。他們之中幸運的有家庭可安渡餘生，孤老的則孓然一身住在榮家，他一直風塵僕僕地南北奔走，為這群人被稱為「老芋仔」的老兵留下最後的身影。
＊原文刊載於「文創達人誌」110期，2022.11
